陜北秧歌
秧歌，是一種具有深厚歷史積淀和群眾基礎的漢民族歌舞典范，也是漢民族春節期間主要的民俗活動。在民間，人們對秧歌的概括是：鑼鼓鞭炮，紅火熱鬧，旗羅傘扇，花里胡哨。說到這里，您腦海中大概已映現了那紅綢翻飛、走三步退兩步，十字步扭動、跳躍，真正是手舞足蹈的熱鬧場面了吧！
人們鬧秧歌的目的簡單說就是求上天保佑風調雨順、人口平安！
秧歌表演是一支角色分工繁多且明確的隊伍，除一兩個傘頭之外，有彩綢、扇子舞、花傘、腰鼓等小隊伍以及裝扮成生活中或神話傳說中的各種人物的扭家或丑角、酸角，還有旱船、竹馬、舞龍、耍獅、高蹺、大頭娃娃等等部分共同組成。表演時秧歌有大場秧歌和小場秧歌之分，所謂大場秧歌就是這支秧歌隊的所有組成部分按照在街上行進時的先后順序，一部分不少地隨著傘頭，按傘頭帶出的規定場子扭秧歌。這時的各組成部分各按各的路數表演自己的常用動作，但走的路線是大家一致地隨著傘頭走出各種傳統的圖案隊形，這時的所有秧歌隊員們心里明白，每人到了傘頭按下的角子轉角子時，絕不能隨意移動角子的位置，更不能撂角子，否則就扭轉不出傘頭想要的圖案。于是，在傘頭的引領下，眾秧歌隊員根據各自扮演的角色和自身的特色，或蹦、或跳、或扭、或擺地隨著緊湊的鑼鼓、嗩吶的伴奏，自由盡情歡舞，使現場呈現出熱烈的氣氛，站在高處向下看，你就會發現這貌似混亂而熱鬧的場面中大有文章，真可謂人在畫中舞，畫隨人在變，讓人們觀賞到一幅幅龍騰虎躍、千姿百態且寓意深刻的傳統秧歌圖案的生動場面。
陜北大秧歌，秧歌隊里有傘頭及傘、扇、跑驢、搬旱船、蠻婆、蠻漢、大頭娃娃等，基本上是一支完整的秧歌隊，但鬧秧歌不僅僅是秧歌隊在鬧，場外的人群其實也是鬧者！
在漢民族秧歌大家庭中占很重要地位的陜北秧歌中，如果說大場秧歌是“鬧”的話，那小場秧歌就是“演”了。其實小場秧歌就是秧歌隊里的某一種藝術形式的細節、特色的詳細展示了。一只或兩只旱船與艄公上場表演一段搬水船，一男一女的騎驢婆姨趕驢漢再出來表演一段風趣詼諧的“趕驢”或“跑驢”，還有腰鼓二人斗雞、四人對打、八人場子，或綢舞、扇舞等舞蹈表演，也有一些就和《夫妻識字》一樣的有伴奏、有情節、有教化作用的歌舞小戲或逗趣的小品。
千百年來，陜北秧歌憑借豐富多彩且詭異多變的秧歌陣圖，熱烈奔放的肢體語言，純樸優美而感人肺腑的歌唱以及節奏明快鼓舞人心的嗩吶和鑼鼓樂，讓生活在苦難中的陜北人的精神有了寄托，也鼓舞著一代代陜北人走過苦難，迎接挑戰，生生不息地走到現在，陜北人也把秧歌這一抒發自己內心情感，表達人們愿望和精神寄托的民間習俗與傳統世代傳承了下來。到1942年延安興起的新秧歌運動，以及億萬民眾在華夏大地扭著“翻身秧歌”，打著“勝利腰鼓”，陜北大秧歌在全國風行。陜北秧歌這一原本只是西北一隅的民間藝術，的確鼓舞了億萬民眾的革命斗志，也激發了人們建設一個新中國的熱情，這是其他民間藝術無法比擬的，也是載入史冊、永留人們記憶的奇跡，更是陜北人引以為榮的歷史。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人們的認識中安塞似乎只有腰鼓，一些文化書籍中竟然將安塞排除在“陜北大秧歌”的流行區域外，這是非常錯誤的。其實安塞腰鼓在全國馳名之前，它也就是安塞民眾春節鬧秧歌時的一個節目或秧歌隊伍里的一個種類而已，由此可見，陜北大秧歌在安塞也是非常盛行過的，否則也就不會有“安塞腰鼓”和“安塞轉九曲”“安塞沿門子”等國家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大樹底下無雜草”的規律，安塞腰鼓漸漸地掩去了其母體，也就是安塞秧歌的光彩，也使秧歌在安塞逐漸的不引人注目了。
安塞秧歌在民間是與春節祭祀即祭天、敬神分不開的，也是和廟會分不開，而腰鼓又是和秧歌分不開的，是陜北秧歌中必不可少的一種民間藝術形式，是秧歌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往清楚說秧歌、腰鼓在民間的真實情況，不妨先說說“會”。
由于一直處于戰爭的拉鋸之處，所以，除大的戰爭或戰役發生時，自古以來安塞這塊黃土地上的人口就不多，而且千百年來由于戰爭的殺戮和兵匪擄掠，造成陜北人人躲避人，人與人相互之間缺乏信任等等性格，所以，陜北人選擇住處時主要選擇那些遠離官道，人跡少至，近水、向陽、地多的偏癖山溝，而且居住分散。而出于自衛和宗教的雙重目的，借助廟、神的神秘和當時人們的迷信心理，“會”這種組織就誕生了。
一般的“會”是幾個村或十幾個村全體村民圍繞一座廟宇產生的組織。也有大的“會”，可能是一道溝或一個流域內二十至三、五十個村子里千余戶萬余人共同組織起來的大組織，大幫會。有極個別的“會”則是以同姓同宗的戶族形式出現。
當時的陜北，人們出于生存本能，想辦法把單個的力量變為群體力量，以便對抗外來的欺辱或掠奪。所以戶族之間，兄弟之間抱團，三至五代的同姓同宗者或是兄弟幾人以及十幾二十個兒子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增強自身的力量。這是安塞乃至陜北人幾百年間延續的一種名為“同家”的習俗。而比家或村再大的則是“會”。
這種帶有濃重的幫派色彩的“會”之所以在陜北地區，特別是安塞盛行幾百年的原因，其一是宗教和這方土地上民眾的信仰需求，其二是當時的政府由于戰爭及災害等原因，無力管理這里的民眾。山高皇帝遠的民眾在弱肉強食的環境里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方法。
“會”產生了，但是由于“會”是政府或者朝廷權力之外的民間組織，而且歷朝歷代的當權者都害怕民眾相互抱團、結派，勢力強大后就可能造反，就成為統治者的威脅和隱患，所以統治者一直采取一種打壓的態度。同時，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了便于統治，都利用宗教教化百姓，統治百姓的思想。于是，在夾縫中的“會”就只好向宗教意味最重的廟靠攏，以一種似有似無的形式隱藏于民間，延續在陜北大地上。因此，幾百年來，安塞境內的“會”對百姓而言僅僅是一種心理上的寄托，它發揮的作用也僅僅局限于安慰人心，鼓勵人們生存的信心。震懾敵人的作用就不大了，很少有“會”與“會”之間的大沖突。到是戶族之間因利益而引起的爭斗不少，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會”與“會”之間無法調和、化解時，就發展成戶族之間的械斗，安塞人稱其為“動戶”，再大則可能引發動村(莊)，但動“會”的沖突還是少之又少。
當然，“會”在幾百年的發展中也出現過超出以上形式的畸形，安塞境內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清末民間秘密結社之一，屬天地會的“哥老會”，又稱“哥弟會”,和民國八年(1919年)在安塞西川興起的“紅槍會”(俗稱硬肚)。其中“哥老會”的口號是打富濟貧，會員初入會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自身生命和財產安全，之后逐漸走向反動，被政府禁絕；而“紅槍會”的目的是為了對付官方，如抗糧、抗稅等，聚集點在今杏子川的招安王溝門村，土地革命后自散。此外，明末農民起義的前期首領，從安塞起事的高迎祥高闖王還有比他晚幾年起事，即明崇禎四年（1631年)，譚家營的譚雄率領千余人的起義軍，攻克縣城，駐月余后又被延安總兵王承恩派兵打敗。高、譚均利用了“會”這種民間社會形式發展壯大了力量。
“會”既然要以廟為掩護，那么它的活動也只能圍繞著廟來進行。每年臘月，各“會”就將自己“會”里的年輕人集中起來進行秧歌排練。秧歌北宋時稱陽歌，源于祭祀土地爺的活動，也叫熱鬧或鬧紅火。是一種載歌載舞的綜合藝術形式，內容很多，有“扭”有“跳”有“耍”。“扭”主要是指彩綢隊、扇子隊，早年主要以眉清目秀的小伙男扮女裝，手揮汗巾、紅綢、扇子等道具，身著彩服或帶云角裝的裝扮，隨大鼓、嗩吶、镲、鑼的節奏邊行進邊表演;“扭”還包括跑旱船、騎毛驢等；“耍”主要指蠻婆、酸漢、媒婆等丑角在秧歌隊伍中以怪動作、怪像等詼諧形式逗樂為主，又稱“丑場子”；而“跳”則指舞龍，舞獅和腰鼓。“敲起來扭(耍)起來，不敲不扭唱起來”是安塞群眾對秧歌的形象的描述。
秧歌隊員主要以年輕人為主，是會里群眾自發的，他們一是為了紅火熱鬧，二也是給會上的神神辦事，也有的是來還口愿的。舊時的陜北農村缺醫少藥、衛生條件差，老百姓生下的孩子的成活率不高，當有的孩子得病后，父母為了孩子能活下去就祈求神靈的護佑，并許愿“孩子好了以后，從十歲或者十二歲開始，給神神鬧秧歌”；有的人干脆孩子一出生，為了確保其健康成長，就到廟上求神神護佑，或者干脆求神神“保鎖”。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只能向神靈許愿，讓孩子跟上會里的秧歌隊給神鬧秧歌，以謝神恩。于是，陜北農村的孩子從小就開始以虔誠的態度抱著給神靈還愿目的，每年春節時自覺主動積極地參與到秧歌活動中。即便沒有許愿的孩子，家長也會讓他們參加秧歌活動，因為這樣既可以讓他們融入社會，也可以鍛煉孩子，使其盡快成長。于是，人們抱著給神還愿或者娛神也自娛的態度，都參與到這一民間活動之中，有的成為熟悉、熱愛民間秧歌的骨干，有的還成為當地的民間秧歌藝人，這樣一代傳承一代，極大地促進了民間秧歌活動的延續和發展。
秧歌秧歌，必須有歌。秧歌活動中的敲、扭(耍)、跳實際上都是為唱服務的，唱才是秧歌表演的最終目的所在，而唱者就是“傘頭”。“傘頭”絕大多數又是“會長”，他在秧歌表演過程中唱出的，是本會對別的會和本會眾鄉親的贊美或祝福。而他手中的“傘”是整個秧歌隊伍的指揮棒，同時也是神的象征，他本人則是神和本會所有人的代言人。據延安時期魯藝文學系學員、2011年，時年九十二歲的蘇菲老人講，舊時的傘頭往往是一手舉傘，一手搖扇子，扇子是“風調”，傘則是“雨順”。
“傘頭”是手舉一把傘，走在秧歌隊伍最前邊，起著領頭、指揮、協調、唱秧歌、組織秧歌表演和秧歌活動全過程的那個人。他必須是一個見多識廣，思維敏捷，頭腦清楚，口齒伶俐，通情達理，會逢場作戲，組織協調能力強，德高望重的漢子。新中國成立前一律是男人，新中國成立后也有一些女子擔任。
正月初二，謁廟的秧歌隊。此時的秧歌因為是給至高無上的神唱的，所以傘頭跪著唱，而且唱完之后要叩頭跪拜，這 是人對神最虔誠和敬畏的表現形式！
“傘頭”手中的傘現在用的就是常見的雨傘，上面裝飾一些好看的飾物。舊時用的“傘”則大多是用細方木做成一個上大下小，形狀如農村量糧用的斗，四面糊上麻紙，四角綴上彩紙穗，又稱“摟子斗”的東西，也有用雨傘的。“傘”是秧歌活動中最高權威的象征。“傘頭”手中的傘，有人說象征人類和萬物賴以生存的太陽，有人說它象征至高無上的天，也有人說它象征豐收,還有人認為它象征圓滿、吉祥。
在“會長”即“傘頭”的組織下，經過臘月里緊張的排練，到正月初二，秧歌隊便正式出臺亮相了。一般是正月初一或初二早上先到廟上敬神，陜北人稱其為“謁廟”，這是舊時的規矩，現今有些地方也沿襲了這一傳統。敬神時秧歌隊的全體成員，在“會長”和“傘頭”的帶領下，和村民們一道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敬神隊伍。到了廟前，鞭炮齊鳴，擊鼓鳴鐘，會長召請神靈，秧歌隊在廟門外擊鼓奏樂。會長在神像前獻上供品，點香燒紙叩頭，嘴上念念有詞，祈禱神靈保佑。秧歌隊全體隊員依次進入廟內進行三參三拜，然后退出廟，也可以在廟前全體秧歌隊跟隨傘頭一起跪下，隨著傘頭的唱詞接下音，然后三參三拜后，隨傘頭起來，在廟前將本隊的腰鼓、扇舞、綢舞、旱船等所有排練好的節目全部給神表演一番，然后傘頭帶領著秧歌隊開始沿門子。
謁過廟敬完神之后秧歌隊開始在本會領地逐村逐家逐戶拜年祝福，陜北人叫“沿門子”。給本會所有的人家拜完年祝福過后，秧歌隊就開始翻山越嶺，走鄉轉村，你請他迎地來到會外的領地上鬧騰。于是正月里的陜北，到處都是歡樂和播撒歡樂的秧歌隊。
秧歌隊在會外的村子“沿門子”拜年演出前，也要到該村的廟或該村人敬的廟上去敬神，未謁廟敬神，萬不可貿然進村。不過秧歌隊只要在村外敲鑼打鼓以示相告，會長和村民便不約而同一道上廟敬神。敬神的儀式完成后，秧歌隊才可進村沿門子拜年。秧歌隊如果貿然進村，“會長”和村民必定會將你驅逐出境。
鬧秧歌的作用主要是祈求上蒼一保新年“風調雨順”，二保全“會”眾人平安如意。俗語說：號響三聲鬼神驚，鼓敲三通邪魔遁；還說：秧歌隊院子轉一轉，一年四季行好運，就是具體說秧歌的作用和功能。
舊時沿門子拜年到了家戶，主人在土神爺前恭敬地擺上名為供桌的方桌，獻上供品，中間放一升或一碗米，點燃香火插入其中。沿門子拜年的秧歌隊進院后，首先要在供桌前對神靈進行三參三拜。然后，才能進行各種程序的表演。如果疏忽了對神靈的參拜，那將是主人最忌諱之事，認為看不起他，甚至是對他人格的侮辱。
秧歌隊沿門子時每戶人家都會為秧歌隊備一份禮，這禮有瓜子、花生、糖、煙及現金。秧歌隊表演完后會接受這些禮品，代表秧歌隊或“會”接受禮品的人會在鑼鼓樂器全停下后，大聲喊出禮品的數量，陜北人叫“唱禮”，這是“唱禮”時的情景
在沿門子拜年過程中，秧歌隊只要進了一個村子，必須一戶不遺地沿過去，如果哪個秧歌隊在某個村遺漏了一戶，那不僅是對該戶人家的不尊和污辱，同時也是對整個村子民眾的大不敬。俗語“寧免一村，不免一戶”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新中國成立前“沿門子”的講究很多、很嚴格，要按照本村村民所處的地理位置、社會地位、門第高低排次序，規律一般是先富后貧、先官后民、先東后西、先高后低。所以沿門子的另外一個叫法是“排門子”，但也只能選定一戶人家，然后從這家開始或向東或向西、或從中往外轉圈，但必須是依次，不能時東時西，人說過年三天無窮富，秧歌隊不能欺貧媚富。現如今沿門子順序由秧歌隊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安排，但必須挨門逐戶的進行，所有人家也都會為秧歌隊準備好答謝的賞錢及糖果瓜子煙酒等。只有一種情況秧歌隊可免上門，那就是這一家近期有老人過世或親人出禍事、遇不幸，家人處于極度悲傷時期，不愿秧歌隊上門。當然這家人必須提前告知本村的分會長或秧歌隊的組織者；于是，秧歌隊過這家時，大家都會停止表演，盡量悄無聲息地走過后再重振旗鼓。
當走進某家院子，秧歌隊表演一番后，隨著傘頭的指揮所有人都走到場邊繞場慢行并表演動作幅度小的動作，傘頭走進場子中央開始即興演唱一些內容吉利且貼切，句式押韻的四句或多句的歌。傘頭唱完后在他唱時停下來的所有隊員接著他的下音復唱最后一句，陜北俗語稱“接下音”、“接口音”或“接口愿”，表示“但愿如此”或“就是這樣”的意思。代表神的意志，代神傳言的傘頭唱的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應有盡有，包羅萬象，真可謂唱古唱今唱中外，唱人唱事唱生活，唱山唱水唱自然，唱喜唱憂唱吉祥，唱得所有人都喜笑顏開，心花怒放，這時秧歌就達到了高潮，也達到了鬧秧歌的目的。
鬧秧歌時的小場秧歌，也就是秧歌劇表演。遺憾的是這一延續了幾百年，老百姓喜聞樂見、寓教于樂的藝術形式，在陜北許多地方已經很難見到了
“傘頭”唱秧歌時是最吸引人的，眾星捧月般站在場中央的他，雖然是即興吟唱，但音域寬廣洪亮，粗獷豪放，歌聲抑揚頓挫，富有情感。特別是他看似隨口唱出的歌詞，正如李雄飛先生文中描寫的:“出門見山者有；娓娓道來者有；波瀾起伏者有；一瀉千里者有；白描細雕者有；濃墨渲染者有；層層鋪墊者有；上下呼應者有；含味無窮者有；戛然而止者有，不一而足。賦比興被體現得淋漓盡致，更不用說土生土長的信天游了。作品有高雅的、粗獷的、細膩的、豪放的、凝重的、活潑的、鋒芒畢露的、雍容平和的、不勝枚舉。欣賞它，絕不亞于我們搖頭晃腦地去讀漢樂府。且時代愈發展，思想愈豐富，語言愈精彩”。如若不信，我摘幾段秧歌詞你品一品其中滋味:
在農家院里唱的:
進了院子仔細觀，這院地方字坐端。
背靠金山面向南，祖祖輩輩出大官。（祖祖輩輩是老富漢）
進了院子仔細觀，這院地方修了個寬。
背靠金山面向南，豐衣足食有吃穿。
進了院子仔細觀，墻上又貼些戲牡丹。
眾位親朋都來看，這家的大嫂好手段。
進了院子設宴開，秧歌給你送財來。
財神爺送在喜神爺懷，斗大的元寶轉回來。
進了大門興沖沖，粉白墻上掛紅燈。
我看那燈籠透亮紅，生下個兒子做將軍。
一撒金來二撒銀，三撒買賣多茂盛。
四撒騾馬成了群，五谷豐登轉回門。
誰的傘兒園，我的傘兒園，傘兒一轉撒金錢。
金錢撒在你門前，榮華富貴萬萬年。
在鄉政府唱的是:
鄉黨委好似一只船，船里群眾千千萬。
黨中央掌握方向盤，書記帶咱把船扳。
鑼鼓嗩吶齊聲響，頌歌唱給黨中央。
改革開放順民心，爾格咱過上了好光景。
在商店里唱的:
進了商店仔細觀，樣樣貨物都俱全。
服務熱心又周到，商品經濟搞活了。
在學校里唱的歌詞:
教育方針放光彩，三個面向記心懷。
廢寢忘食育英才，為祖國培養下一代。
有時，秧歌隊沿門子時，當表演完小場，傘頭準備唱秧歌時，許多家里有小孩的人會把懷里的孩子遞給傘頭，傘頭接過小孩抱著唱出:
日出東海一盆花，花開四季照萬家。
傘頭懷抱貴娃娃，文武榜上定有他。
天臺地臺山羊臺，娃娃抱在我打傘的懷。
抱上娃娃轉三轉，一年四季不生災。
喜迎開、笑迎開，我看這娃娃好五臺(五官)。
前心保滿后心平，文武榜上定有名。
主人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多病不好撫養者驅妖鎮邪順時運，或為自己金貴的孩子從傘頭口里討個吉利。這樣的唱詞，你說誰聽了會不高興呢?
在鬧秧歌的過程中，傘頭帶領的秧歌隊雖然是代表會或者一個組織的，秧歌盡量唱的莊重、嚴肅，但是也可以視主人與傘頭自己的關系，適當的開些玩笑，在玩耍、笑罵中求吉利。比如傘頭如果帶領秧歌隊進了自己爺爺輩分的人家的院子，也有人這樣唱：
滿臉圪皺豁唇唇牙，連個米湯也咬不下（讀ha）。偷吃了老君久煉的丹，就像個驢駒在撒歡。
作為主人的爺爺，雖然被人用歌唱著給罵了，但是希望長壽的他心里卻非常的受用呀，于是笑得合不攏嘴。有一位傘頭帶秧歌隊到自己外婆家沿門子時，就給外婆唱了這樣一首秧歌：進了院子我仔細看，嫩格蛋蛋的外婆門上站；紅格彤彤的嘴唇剛用過飯，一對對毛眼眼把秧歌看。
這樣的秧歌一唱出來，就讓滿場子的觀眾們笑的前俯后仰，就連自己的外婆，也笑的直不起腰，嘴里罵著：這龜茲孫，連你外婆也糟蹋呀，哈哈。
在秧歌沿門子的過程中，傘頭見什么樣的人家就唱什么樣的秧歌。大多數人家是家道興旺發達，光景舒心得意，那么就唱著對這些人家的老者贊其少，少者益其智，男人夸其勤勞壯實，女人贊其人俊手巧；經商者祝其“財源廣進、茂盛”，家有為伍者祝愿“立功喜報貼滿家”。反正是好上加好，錦上添花。對失意、失火等家中不順利者，傘頭更要使出渾身的解數，使勁的想出好詞好句，把不好的光景說一下后，再加以預示和禳解，給主人以安慰和鼓勵。比如在一家剛失過火的人家，傘頭唱道：
年時大火帶來災，燒了爛襪子露底鞋；金銀元寶是燒不爛，大火過后就財門開。
還有對一個剛丟了官職的人唱“摘了烏紗一身輕，省事省力又省心”；對一剛遇了車禍的人會唱：“誰無三災和六難，大難不死有后福”。安塞人非常相信“移改”，也就是把不吉利的事和話，通過別人的口說出來，把禍說成福，把歹說成好，這樣就可以達到禳解的作用；也因為秧歌隊是代表會上的神仙們來布福的，又有鑼鼓大镲等等響器驅趕邪祟，故此能起到“借口福”“隨口愿”的心理平衡的作用，所以，在鬧秧歌的過程中，最怕的就是唱了上句忘了下句，也就是失場，這種情況陜北人就叫“跌秧歌”，也有的地方叫“栽秧歌”，因為那樣的話，主人雖然不會怨傘頭，但是他會認為這是神的旨意，也是自己命運晦氣，會讓他一年里沒有信心，也沒有好心情。
如果秧歌隊在表演中因隊員勞累或別的原因出現差錯和失誤，傘頭唱出的又是：
太陽下來霧格沉沉，遠照近照都是親朋。
我們的秧歌沒排成，眾位親朋多指正。
假如傘頭覺得自己到某家時即興編唱的詞不貼切，或者唱的時候嗓子發干，沒唱好時他又會唱出:
鑼鼓大镲齊聲響，高聲來把秧歌唱。
歌詞呆板調不新，觀眾面前丟了一回人。
白枝黃蒿長不成材，我這個傘頭沒才懷。
今日到把師家拜，指出毛病立即改。〈或:指出毛病下次改)
鑼鼓一落我開聲，我這個傘頭沒水平。
不會唱歌亂嘶聲，觀眾面前丟了個人(或:眾位親朋多指正。)
聽了這歌唱，誰又會計較這位主動道歉的“傘頭”的不足和過失呢?而鬧秧歌這種民間活動達到了在一元復始的正月里“動動響器不生災”之目的的同時，傘頭唱的秧歌，又把歡樂美滿，吉祥如意送到了千家萬戶。這正是陜北人鬧秧歌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在演唱中，傘頭唱出的歌詞句式必須押韻，內容必須吉利，絕不能出現一個不吉利的字眼，更不能中途忘句、卡殼，否則也會被主人及觀看秧歌的眾鄉親視為不祥之兆，有可能影響主人和觀眾們一年的情緒。
“傘頭”中有許多人一生樂此不疲，有些人還比較奇怪，比如沿河灣鎮賈家洼村的王殿登，平時說話總結巴，可一舉起傘唱起來則字正腔圓，流暢風趣。而個別人到死都癡愛這一藝術。招安有名的傘頭胡世山，70幾歲上病入膏肓，已不能言語，水米不進了。正月里村里鬧社火，家里兒孫們出去看熱鬧，忘了家中躺在炕上不能動了的胡世山。中午秧歌隊分派到各家吃飯，兒孫們回來見老人手中握一根燒火棍，呆呆地坐著，任誰也從他手中拿不走。下午鑼鼓家什一打起來，老人一個激靈后春風滿面，手中緊握了一中午的燒火棍隨鑼鼓的節奏上下有力地動起來，直到聽不見鼓聲老人又才靜下來發呆。夜里，這個鬧了一輩子秧歌，當了半輩子傘頭的老人，面帶笑意辭世。而安塞一般人一聽到鑼鼓聲就坐不住了，就身不由己地往秧歌、腰鼓場上跑，這是安塞人的天性，也是秧歌、腰鼓在安塞盛行千百年的原因所在。
秧歌活動中，“傘頭”從始至終都是秧歌隊的核心。他先組織所有隊員排練，在年后的表演中，他要讓各種角色都把自己的技藝充分發揮、展示出來，要讓整個活動井然有序，要讓場上所有鬧秧歌的人相互配合，要讓各種表演的氣氛活躍、自然流暢、多而不繁、快而不亂；整個活動什么時候開始、什么時間結束、到什么地方、安什么場子、布什么圖、變什么隊形、節奏的快慢都由他決定。
在鬧秧歌的過程中，最熱鬧，最紅火的要數大場秧歌了，對傘頭而言，最難的也要數在大場秧歌中走大場圖了。陜北大場秧歌圖號稱有七十二種，囊括了祭祀、軍陣、歷史、人物、衣食住行、鳥獸花木等各種自然、人文圖案。秧歌圖案和中國傳統的建筑園林以及衣服等藝術一樣，講究平衡和對稱美。在走大場時，開場必須是“白馬分鬃”，收場又必須是“天地牌子”。這些場圖都是前人傳下來的，圖案固定，從不同的方面取吉祥的意思，鼓舞民眾的精神。走大場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一個足夠大的廣場或者院子，要能把圖案擺出來，擺得開；另一個條件就是秧歌隊必須要有足夠多的人，如果人數不夠，大場的圖案就擺不出來。所以在一般人家的小院子里，是不怎么走大場的，走也就是走一些簡單、明快的小大場，一些復雜的，比如“馬方困城”“蛇盤九顆蛋”“卷白菜心”“十二蓮燈”等大場子，只能在有特別大院子的人家和村子的廣場上，或者到城市的廣場里才可以表演。
秧歌隊在村道行走時，一般是男女各一隊，進了村民院子，就合二為一，一男一女互插成一隊，跟在傘頭的后面在院子里轉場子。開始走場子時，本來一前一后的主傘頭和副傘頭，一分為二各帶一隊向相反的方向扭去，各轉一圈后又合二為一，一男一女互插成一隊，這時，大家就跟著主傘頭開始走場子。這開頭的場子就叫“白馬分鬃”。收場的“天地牌子”就是拜天拜地，希望或者是祈禱天地能風調雨順，恩賜給人們一個豐收年以及吃穿等生活所需的萬物。
走大場時，傘頭右手舉著傘上下舞動，左臂隨著鼓點的節奏在身前舞動，用眼睛的余光觀察身后的隊伍，掌握行進的快慢。到了一個位置，該向左轉時，他就轉身向左，再退后一步，接著再左跨一步，待身后的隊員從面前跨過，他才邁步向下一個位置行走，走到他認為合適的位置，再重復前邊的動作，再安一個角子。后面所有的隊員到這個位置都要以他的那樣的動作轉身，這樣一個角子連一個角子，秧歌場子的圖案線條的拐角就形成了。傘頭的這一步就叫“安角子”，傘頭的水平主要是看角子安的怎么樣，角子安好了，全場走出的圖案就齊整，讓人看了一目了然，安不好就看不出名堂，還容易走亂。當然，秧歌隊的任何人在轉角子時，千萬不能撂丟角子，撂一個，就會使傘頭準備走出的圖案無法完成。這時的傘頭真的是“胸中自有雄兵百萬”，自己安下的角子轉出來是什么圖案，他要胸有成竹，也不能在安的過程思考，更不能犯糊涂，必須一蹴而就。在安角子的過程中，傘頭要掌控好秧歌隊的隊形圖案的同時，還要和腰鼓手等秧歌隊員默契的配合，掌握好場上的節奏，該快時快，該慢時慢，是不是個好傘頭，其實也就是看幾步走。這本事不是誰三五天，一年半載可以學來的，不經過老傘頭的指點，不好好的練是萬萬做不來的。
當一個大場子轉出來了，場子邊上看秧歌的人們也會隨著秧歌隊加入到扭秧歌的隊伍，這時場子上就是人流構成的長龍，這長龍線條蜿蜒曲折，川流不息，這時鼓點子越來越快，人們的腳步也越扭越快，男男女女，人人盯緊前邊的人，隨著人流呼啦啦地扭呀轉呀，身前身后都是疾速而過的人流，誰也顧不上誰是誰，也看不清男和女，耳邊只有咚咚鏘鏘的鼓聲，眼前只剩點點線線的五彩繽紛，旋轉不停。這時，鼓聲讓人們亢奮，人流又使鼓聲激越，人們忘記了你我，忘記了困頓和饑餓，忘記了恩怨，更忘記了憂愁與苦痛。忘記了一切的人們，在自己踢踏起的黃土煙塵中，如醉如癡，如夢如醒，如狂如癲，一個個扭秧歌的男女，如煙似霧，如魚如水，此刻的人們似乎都融于天地，縱情地宣泄縱情地歡樂，真的是達到了癲狂的狀態。這時，你也就可以理解秧歌為什么會在陜北這塊貧瘠而苦難的土地上，千百年來延綿不斷的原因了，你也就明白了秧歌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魅力，讓一代代陜北人樂此不疲。
秧歌中的唱，除了傘頭以外，還有小場子中的小節目，也就是秧歌劇。這一秧歌的藝術形式還有另外一個叫法是“踢場子”。當秧歌隊沿門子來到某家院子，進行完程序性的轉院、唱祝福、祈福秧歌等表演后，秧歌隊絕大多數隊員們會在傘頭的指揮下，圍場蹲坐，或者干脆解散，喝點水、抽支煙休息一會。這時，會有或彈或吹、拉的，少則一名，多也不過三人的樂師伴奏，兩個或三、四個秧歌隊中的男女隊員，簡單地換一下衣服，拿起小道具走到院子中央，開始表演有故事情節的小劇。大多的劇情是一男一女兩個青年裝扮成夫妻或兄妹，表演一個劇情短小精悍且有一定針對性和教育意義的故事，在娛樂民眾的同時，給人們以啟發和教育。劇情故事大多是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但對人們生活危害較大的一些不良習性，比如賭博、不務正業、游手好閑不顧家中父母、妻兒老小、喝酒誤事等等情節，最后結尾時揭示出“這樣不好，會讓人看不起，也會讓自己的日子過不好，還會影響父母、親人”等等。群眾在這種喜聞樂見，又是自己熟悉的半大小伙女子們表演的小劇中獲得快樂的同時，也受到啟發教育。表演時場上表演動作的演員大多只做動作不發聲，場邊有兩到三個唱得好的青年或在校學生，看著劇本，和著伴奏的音樂，在場上演員做出動作的同時配唱出歌詞或對白，還有介紹或解釋劇情的旁白等。演者和唱、說者基本分離，和文藝節目中的雙簧有點像，但又不是雙簧，偶爾也有在場子里就表演就說唱的。這一原本在陜北秧歌中固有的，以教化民眾為目的的藝術形式，啟發了昔日魯迅藝術學院的藝術家們，他們按照這一形式創作出了《夫妻識字》、《兄妹開荒》等紅極一時的秧歌劇。遺憾的是，由于這一藝術形式排練繁瑣，而且要有一定的導演水平，而目前人們浮躁的心態，怕麻煩求簡單等等因素，致使小場秧歌，也就是“踢場子”這一秧歌藝術形式，在延安除延川鄉村秧歌中偶爾可見外，其他各縣秧歌中已近絕跡，有許多四十甚至于五十歲的中年人也都不知道有這一藝術形式，以為小場秧歌就是秧歌隊中的腰鼓、扇子舞、水船、毛驢或耍獅子、舞龍的單獨表演，“踢場子”就是腰鼓手耍威風，往大哩踢表演場地，這是非常錯誤的。就筆者近十年春節期間，經常到陜北各縣采風時的所見所聞來看，榆林市的綏德、米脂、子洲、清澗等地鄉村還留存著這一藝術形式，也有一些縣的文化館還經常為群眾編印秧歌劇劇本，并下發到各鬧秧歌的村子，以方便群眾正月里鬧秧歌之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但從陜北各縣總體上看，小場秧歌這一藝術形式處于萎縮和消失之中，這應當引起各級文化部門，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的重視。
正月十五白天秧歌、腰鼓等上街或在本村大鬧一番后，晚上等浩月初上時，秧歌隊就會來到轉燈場，拉開轉燈或觀燈活動的序幕。轉燈又叫轉九曲，是陜北正月期間比較盛行的一種民間風俗。關于轉九曲后邊專門有一個章節要有詳盡的描述，這里就不啰唆了。
過去，大多數地方的最后一場秧歌是正月十五轉九曲時的，也有一些地方二月二的秧歌才是一年里的最后一場，但是不多。正月里的秧歌是敬神和祝福人、給人們祈福的，二月二的秧歌則是祭天的活動。
民以食為天，二月二之后大地復蘇，一年的勞作和希望又擺在人們的面前。為了祈求上蒼保佑一年風調雨順，莊稼豐收，便打腰鼓鬧秧歌祭天。這種活動也叫“公雞會”。祭天活動在晚上進行。有經驗的老農在本村周圍選擇最高山頂作為祭天地點。夜幕降臨，篝火四起，全村男女老幼紛紛出動。高山頂上篝火通紅，鼓樂齊鳴。祭天儀式開始，由會長向東南西北中五個方向各摔一顆雞蛋(或撒一把五谷)，俗稱打五方。然后，傘頭代民眾進行祈禱歌唱，鼓手及其他秧歌隊員和村民接下音應唱之后，秧歌隊圍著篝火進行一番扭打表演，用歌用舞虔誠地祈求神靈保佑這一方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來源：《陜北的魂魄》郭志東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