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就是人民群眾在社會實踐中口頭創作的歌曲 ,它是勞動大眾社會生活和思想情感最直接、最真摯的反映,從某種意義上講, 也可以說民歌是人民群眾對自己走過的歷程的一種思考和記錄。陜北民歌 ,是流行于陜西省北部黃土高原的民間歌曲的統稱 。悠久的歷史 、豐厚且多元的文化傳統 ,使得陜北民歌源遠流長、古老淳樸且特色鮮明 、形式多樣 ,無論就其內容、形式還是表現手法都與其它地區有著明顯區別 ,獨具藝術風貌 ,可以說陜北民歌是陜北文化百花叢中一簇絢麗的奇葩和陜北社會生活的 “百科全書 ”。它深入到了陜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且內容廣泛 、思想深刻 ,它既吟唱了陜北的社會變革和歷史發展 ,也反映了陜北不同歷史時期政治 、經濟 、軍事以及民俗風情、自然景物等方面 , 以往對陜北民歌的研究多從搜集、整理 , 以及它的體裁、種類、節奏 、曲調、表現形式等音樂學和藝術學等方面進行探討 。本文將從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視野對陜北民歌所展現的近代陜北社會進行研究 ,希望有助于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及近現代陜北社會的進一步了解。

一、陜北民歌中民眾對鴉片毒害的痛斥和對西方列強侵略的控訴

反觀中國歷史,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天災人禍的民族,但因成千上萬人的嗜毒而釀成天下大害則在晚清以前是從未有過的 。中國近代歷史因鴉片戰爭而開啟,但并未因隆隆的炮聲就使鴉片禁止 ,反而在鴉片戰爭后煙毒更加泛濫 ,幾至侵蝕到整個晚清帝國的肌體,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禍害。林則徐估計其“幕友 、官親、長隨 、書辦、差役 , 嗜鴉片者十之八九。” 孫中山于 1890年在 《致鄭藻如書》中指出: 代表性論著:何其芳、張松如選輯《陜北民歌選》, 新文藝出版社, 1954年版;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所音樂舞蹈研究會、陜西省文化局編《陜北革命民歌選集》, 人民音樂出版社, 1978年版;王克文著《陜北民歌藝術初探》,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6年版;黨音之編《陜北民歌精選》, 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榆林市文化文物局編《陜北民歌大全 》(上、下冊),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馬保信主編《中國陜北民歌經典》, 三秦出版社 , 2007年版;劉育林主編:《陜北民歌研究論集》,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劉育林主編:《陜北民歌研究論集》(二),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呂靜 《陜北民歌概述》, 《寶雞文理學院學報》, 1997年第 4期;魯慧《陜北的民歌》, 《百科知識》, 2000年第 3期;蔡芳《陜北民歌再研究》, 《中國音樂》, 2006年第 4期;董靜《淺議陜北民歌在新時期的發展》, 《音樂天地》, 2007年第 9期。“今夫鴉片, 物非蟲蛇而為禍尤烈 ,舉天下皆被其災 ,此物不除,民奚以生?” 煙毒的泛濫,不僅殘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影響生產 ,致使統治機構更加腐朽 ,還使得中華民族與西方列強的民族矛盾和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 ,這種在 “西潮 ”沖擊下劇烈變動的社會狀況 ,在陜北民歌的一些作品里也有非常生動的反映 ,如 《種洋煙》、《調兵曲 》、《禁洋煙 》里勞動人民用質樸的語言和直接的感受痛斥了對鴉片的憎恨和西方侵略者的憤怒 :“洋煙本是外國種, 進在中國害好人 ”、“騎馬不騎兩條腿, 交朋友不交洋煙鬼 ”、“咸豐把基登 ,坐朝北京城 ,長毛鬼外國人, 又把京來進 , 他搶占咱中華地,來把大煙種 ,那東西呀殺人 ,更比鋼刀快 ”。于是 ,好心的家人規勸自己的親人 “出門不要抽大煙 ,抽上了洋煙跌精神 ”。對于鴉片的危害 ,勞動人民不僅深有體會, 并且強烈要求禁洋煙 ,“清朝一統天 ,蓋世種洋煙 ,宣統爺登基他要種洋煙 ,才把一個中華同胞一個個都吸壞”, “情哥哥且坐下 ,聽奴說知心 ,洋煙本是害呀害人精 ,抽的沒一個人摸樣 ”。

二 、陜北民歌中民眾對統治者殘暴統治的鞭撻和災荒中困苦生活的吶喊

同治元年 (1862年)起到同治八年 (1869年), 捻軍、回民起義軍席卷陜西,聲勢浩大, 陜北各縣幾乎都遭到燒殺擄掠,許多地方的土地、房屋、財產蕩然無存,有的甚至被迫離開世代生活的家園 ,據記載 ,綏德城陷后:“城內男女有服毒而死者,有自縊而斃者 ,有投崖投井而亡者 。死后數日, 城內外橫棄之尸多被犬鷹攫噬。”清政府為了鎮壓起義,令各州縣征兵,這在陜北民歌 《調兵曲》等中有真實的反映 :“正月里來是新年,纏頭回民造了反 ,千里路上捎書信,各州府縣發大兵”,“日頭曬得實難當,出門人兒好恓惶,人摞人來把城爬,滾木連石頭往下砸,早折早死早上路, 活的還比那死的苦”, “口傳的壞信到家里, 吃糧人的家里做求祈 ”。“十月里到了寒冷天,大河沿上扎營盤, 娘老子聽見是心酸痛”, “十二月里來一年滿,這一趟死的好傷慘 ,狗官們把功勞一身攬,大清的江山人頭換”。19世紀 70年代中后期, 陜西 、直隸、山西 、河南等省持續干旱,造成特大災荒, 上千萬人口死亡 ,史稱“丁戊奇荒”。此次災荒 , 由于范圍較廣 , 致使災民流離失所 ,餓殍遍野 。給北方地區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災害 。陜北同樣 “大饑, 人相食 ,死人大半”,甚至 “赤地千里 ……青黃不接 ,死人枕薪 ”,與此同時瘟疫流行 , “菌毒發生 , 有朝發夕死者 ,有隨發隨死者 ”當時的情況在陜北民歌 《攬工調 》中同樣有所反映:“光緒爺登基年饉多 , 攬工的人兒受恓惶,黑豆糊糊熬成老糊湯 ,粗秕糠窩窩吃不上 ,餓的長工支不定……”1928年——— 1930年西北持續干旱, 據統計:“1928年陜西災民 5655200人,凍餒而死者 20余萬人 ,流離各處者百余萬人, 介乎民匪之間者 60余萬人。”“1929年,災民增加至 7015052人,流亡災民達 781347人。”甚至出現人相食與賣兒賣女的情況, 陜北同樣如此,據記載:“民國八年自春至秋 ,滴雨未下, 井泉干涸,樹木枯萎 ,秋田顆粒未收,麥每石 60元銀幣無處可買, 18年繼續春旱 ,釀成大饑荒, 餓殍載道,賣妻、兒女及逃荒者甚多。” 陜北民歌 《鬧災荒 》、《賣老婆》、《賣娃娃》中對此也有真實的反映:“民國十七年整,遭了一個大年饉,高粱面刷糊糊,三天上喝兩頓,可憐實可憐,可憐沒有錢,大的七八歲,二的是五六歲,骨肉分離下決心, 誰要買就賣給誰 ”, “過光景婆姨買給人,又要苦害人 ,早起吃冷飯 ,到夜晚冷炕上睡,心想起賣老婆傷心又后悔”。

三、陜北民歌中對民風民俗的反映和描述

在不同題材的陜北民歌中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反映陜北民風民俗的民歌 ,這些民歌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陜北人的生活情趣和生活習慣。比如, 在陜北,每遇嫁娶祝壽、老人過世等紅白事情,都要操辦宴席,在宴席上就有唱酒曲的習慣, 一般是當客人在宴席上坐定后,主人先將第一杯酒潑于塵埃,以祭天地,然后傳壺遞飲, 酒過三巡 ,主人開始勸酒 ,每位賓客敬酒兩杯,謂之“兩相好 ”,敬酒三巡, 謂之“桃園三結義”, 然后再互敬, 此時主人要唱 《敬酒歌 》, “玄孫抱在懷, 小小酒曲唱上來, 油漆桌子安上來, 濕布子檫來干布子揩,象牙筷子對對來撒開 ,四個菜碟四下里擺 ,事主家有酒大壺里篩, 銀壺里添酒金盅里來 , 斟起冒起圪堆起,一個罷了一個再來”。 席間可以行令、猜拳、打通關 ,酒宴時間長了 ,酒令就逐漸變得隨便,歌興很濃的人可以找人對歌 , 到了最后酒酣歌盡時 , 便唱 《停酒曲 》告終 , 如 “酒壞君子水壞路 , 神仙出不了酒的彀”,規勸人們喝酒盡興, 但不要貪杯 、誤事。猜拳行令在陜北也非常普遍, 一直延續至今 ,這在陜北民歌 《老牛拳 》、《螃蟹拳 》、《瞪眼拳 》等里有非常生動的描述, 如在 《瞪眼拳》里:“八月十五月兒圓 ,請你劃一個瞪眼拳, 一抹胡子二瞪眼, 肚子上畫一個圓圐圙五魁首圓又圓 , 六六順呀圓又圓 ”等 ;前面方言, 蒙語, 指圍起來的草場, 現多用于對于一塊地或村莊的稱呼。談到, 陜北氣候干旱 ,歷來少雨 ,每當災象來臨之前 ,莊稼欠收之際,人們將希望寄托于神靈, 乞求龍王賜雨 ,陜北祈雨一般分為請神、祈雨、取雨、還口愿等四個階段 , 并且在活動中一邊進行儀式一邊歌唱, 如《清風細雨救萬民 》、《我愿菩薩早鋪雨 》、《黑龍爺爺請下山 》等民歌都是祈雨歌, 如“南無救萬民, 清風細雨救萬民, 天旱了火著了 , 地下青苗曬干了 ”, “一朵蓮花一朵云 ,我愿菩薩早鋪雨, 行著看黑洞洞, 高吼閃電雨兒淋,龍王老爺下大雨 ,早下大雨救萬民, 南無大王老爺佛”。

四 、陜北民歌中民眾對樸實革命思想的表露和社會現實的思考

1919年北京爆發了 “五四 ”運動 , 當時北京大學學生, 陜北綏德縣人李子洲和清澗縣人呼延震東等和廣大同學一起,參加了火燒趙家樓 、痛打章宗祥的正義斗爭 ,他們在李大釗 、陳獨秀等人的影響和指導下 ,利用假期 積極宣傳 五四運動的 內容、性質和 意義 。 這就使五四運動的激流較快的波及到陜北各地。馬列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在陜北的廣泛傳播 ,使陜北民眾對社會現實生活有了一個科學的 、明確的認識, 比如在陜北民歌 《人人腦筋開》中就有 :“地主家坐下吃, 討租子討得些谷。壓迫窮人沒吃的, 實實活不成。”在 《井岳秀壞骨頭 》中有:“咱們那務農人,實在太苦情 , 一年的雜稅完也完不清 。稽查衙役上了門, 拷打的立不定。”在 《反對舊婚姻 》中有 :“提起舊婚姻 ……, 把人當牛馬賣, 怎叫人不反對 ”等都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真思考的結果和表露 ,正是這種樸實的革命思想 ,使得陜北日后能夠成為中國革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1937年 7月 7日 ,日本發動了盧溝橋事變, 至此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開始,第二天 ,中共中央通電全國 ,疾呼:“平津危急 ! 華北危急! 中華民族危急 ! 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 ,才是我們的出路”并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致對外 。之后 , 經過同國民黨及南京政府的協議, 8月 25日, 中共中央發布命令 , 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 開赴前線抗擊日本侵略 。對此,陜北民歌《獻給八路軍出征將士》及《要打得日本強盜回東京 》等歌曲中有生動的反映:“全國動刀兵 ,一齊來出征 ”, “軍民要齊心, 救國打前鋒 ”,“殺退鬼子兵 ,一齊下關東 ”。

五 、陜北民歌中對近代陜北民眾社會生活的寫照及晚清民初社會變革的記錄

陜北在西漢時期 , 曾是一塊富饒之地 , 據記載 :“上郡之地, 畜牧為天下饒 ”但是在宋元以后森林及草地被大面積砍伐和破壞 ,致使沙漠滾滾南下 , 吞沒了耕地, 昔日的陜北逐漸變成地廣人稀 、雨量稀少、土地貧瘠、交通閉塞、自然環境比較惡劣的地方。加之近代以來不斷戰亂及沉重的苛捐雜役 ,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近代社會急劇頻繁變動的時代背景下 ,陜北人民用歌唱的形式表達了自己的心情 ,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 。比如:“攬工人兒難, 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滿, 受得牛馬苦, 吃的是豬狗飯 ”, “十冬臘月數九天, 光脊背背碳實可憐 ”, “西北風頂住個上水船,破衣爛衫我跑河灘 ”, “一缽沙蒿它隨風去,受苦的人遍地游 ”。把窮苦百姓那種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凄涼生活鏤心刻骨的刻畫出來 。在殘酷壓迫及剝削下 ,陜北人為了生存 ,別妻拋子 、背井離鄉、出走口外, 陜北民歌 《走西口》將這種難舍難分、痛苦離別, 但又迫于生活壓力被迫無奈的心情真實地表露出來:“正月里娶過奴 ,二月里走西口 ,提起那走西口 ,兩眼兒淚汪流 ”,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 實難離”, “有兩句心里話, 哥哥你記心頭 , 走路你走大路……住店你住大店 ……坐船你坐船后 ……喝水要喝長流水……吃煙你自打火, 操心綠林馬幫 ,吹入了蒙漢藥 ”。每當遭年饉, 人們的生活更加悲慘 , 如同雪上加霜。 “高粱面刷糊糊, 也只能三天喝兩頓 ”, 萬般無奈,只好賣兒賣女 , 骨肉分離 , 這在前面提到的《賣娃娃》、《賣老婆》中亦有真實的反映 ,令人潸然淚下。這些樸實的語言既是當年陜北人民困苦生活的真實記錄, 又反映了他們同命運搏斗 、與社會抗爭的精神 。婚姻家庭的變革情況 ,不僅展示著社會變革的歷史趨向,而且體現著社會變革的深度與廣度。傳統婚姻的主婚權從根本上排斥了當事人的意愿,而完全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約”,隨著西方文明的傳播和中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的變動 , 傳統婚姻發生明顯變化,陜北雖然相對閉塞 ,但這種變化在民歌里仍然是明顯的。 “清朝改朝是國民軍, 孫文留下個自由婚 ”,“以前的禮法太古董 , 男婚女嫁都由老人 , 實是難受的很 ”,而且 “全不管兒女情愿不情愿, 只要合了老人心,一定作成親 ”, “自由婚約沒毛病 , 夫婦作業樂盈盈,快快任他行 ,哎喲 ,快快任他行 。”在傳統的封建社會里 ,婦女不但沒有婚姻自由與社會地位, 而且在身體上遭受著非人的摧殘, 纏足就是一典型代表, 清末民初 ,由于民主革命思潮的勃興,在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移風易俗的潮流。早在戊戌變法時期, 維新派就把戒除婦女纏足作為一項社會革命廣為宣傳, 1896年梁啟超在 《時務報 》上發表 《戒纏足會敘 》, 宣傳男女平等, 痛斥歧視婦女。1911年 10月湖北軍政府發布了關于婦女放足的告示 :“照得纏足惡習, 有礙女界衛生。軀體受損尤大 ,關系種族匪輕。現值民國成立, 理宜百廢維新 …”至此禁纏足 、剪發辮的呼聲日高, 在陜北民歌 《婦女姐妹快起來 》及《都是宣傳員》中對這種要求自由、解放的心情表露的非常真切:“婦女姐妹快起來 , 趕快把你腳放開 , 放腳剪發人人愛 , 自由平等來 ”。“開言叫一聲, 婦女們都來聽 ,宣傳的話兒就在心 ”,“女子不纏腳 ,又不扎耳朵眼, 辮子剪成短帽蓋, 都是宣傳員 。”

六 、陜北民歌中對陜北、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及陜甘寧邊區軍民生活和斗爭的記述與歌頌

陜北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它既是陜西省建黨時間最早的地區之一 ,也是土地革命時期陜北和陜甘邊兩塊根據地的中心地帶 ,同時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創建的唯一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歷史時期的革命根據地, 因此革命思想在這里傳播早 ,群眾基礎好 。早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 1935年 10月完成偉大的戰略轉移落腳吳旗之前, 這里就已經有兩個蘇區 ,兩個黨組織和兩支紅軍 , 即劉志丹和謝子長領導的陜北根據地和陜甘邊根據地 , 1935年 2月根據形勢發展雙方協商成立統一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 ,為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到來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據此 ,正如李維漢后來回憶 :我們黨在陜西出了兩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劉志丹 ,一個是謝子長 。他們是井岡山道路在 陜西的代表 。”正是在劉志丹 、謝子長等人的正確領導下 ,陜北革命根據地面積不斷擴大 ,革命力量隊伍不斷壯大 。陜北民歌里有很多是反映這一時期革命斗爭情況的, 如《劉志丹 》:“正月里 , 是新年 , 陜北出了個劉志丹, 劉志丹來是清官 ,他帶上隊伍上橫山 ,一心要共產 ”, “四月里 ,四月八 ,老謝 (指謝子長, 筆者 )要把綏德打, 綏德團長害了怕 ;劉志丹隊伍吳堡扎 ,陜北全紅啦 ”。 再比如 《我的哥哥當了紅軍 》:“山丹丹開花背洼洼紅,我的哥哥當了紅軍 ”,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 ,紅軍哥哥跟的是劉志丹 ”。陜北紅軍的發展壯大 ,給國民黨以極大的震驚 ,于是蔣介石在 1935年 1月開始調集數萬地方勢力及中央軍對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進行圍剿, 當時陜北紅軍只及敵人的十分之一 , 并且裝備簡陋, 但在西北軍委和劉志丹等人領導下 , 認真分析敵我態勢, 不但粉碎了敵人的 “圍剿 ”,而且一連解放 6座縣城, 使得陜甘邊、陜北根據地連成一片 。反圍剿從 1935年 11月31日打安定縣 (今子長縣 )南溝岔開始 , 先后解放安定 、清澗、延長 、延川 、安塞 、靖邊 ,陜北民歌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和記錄 ,如 《打開南溝岔 》:“一九三四年, 臘月二十八, 打開了南溝岔, 老百姓歡迎他 ”。《打開清澗城》:“賀家溝開一仗, 仗杖我紅軍勝 ,把他們白軍來個圍剿定, 攻了多時很一陣 , 進了個清澗城”, 《打開甘谷驛 》:“打開甘谷驛 (屬延長縣—筆者), 抓定郭先生 , ……因為他開酒坊 , 東街里郭先生,西街里外國人,沒見你紅軍抖威風”,《打鎮靖 》:“靖邊全圍住, 老劉軍前行 , 造上個云梯上呀上了城”, “上了城墻上, 隊伍站兩行 , 格巴巴的提了一棚槍 ”, “煙氣冒空中 , 打開了監牢門 , 罪人放出城,勞苦群眾都呀都歡迎 。”1935年 10月,XXX率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 ,陜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長達 13年之久,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的重要時期。陜北民歌里有許多是反映這一時期軍民生產、生活、斗爭及發自內心對人民領袖的擁護和熱愛。如 《移民歌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XXX, 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 “山川秀 ,天地平, 竹席領導陜甘寧 ,迎接移民開山林 ,咱們邊區滿地紅 。”, “邊區紅,邊區紅 ,邊區地方沒窮人 , 有的窮人就移民, 挖斷窮根翻了身 。”, “葭縣 (指佳縣———筆者 )移民走延安,一定要開南勞山 ,不過幾年你來看,盡是一片米糧川”。 在《咱們的領袖XXX》:“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 邊區的太陽紅又紅 ”, “為咱們能過好光景 ,發動生產大運動 ,人人努力來生產,豐衣足食吃飽飯 。”再比如 《歡送抗日軍 》:“軍民嘀嗒叫,銅鼓嚨咚敲 ,抗日軍隊眼看著過來了 ,戰馬前引路 ,戰旗迎風飄。”“歡送將士殺敵立功勞 , 軍民要合作 ,齊來趕強盜。”“軍隊百姓團結的牢又牢 , 抗日救中國,大家心一條 。”

我們從以上可以看出 ,這一時期的民歌里面再也看不到以前陜北人民那種生活困苦、凄慘悲涼的狀況,以及以往陜北人悲嘆 、壓抑 、沉重、蒼涼、消極的情緒,所有這一切一掃而去 ;而看到的是對紅軍 、對領袖的贊揚和歌頌, 以及對新生活的贊美和期盼, 看到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神態和氣勢,看到的是一個個頂天立地的陜北漢子在黃土高原上站立起來的英雄氣概。

總之 ,中國近現代社會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新與舊、中與西互相激蕩 、互相影響 。陜北民歌以其獨特的形式不僅繼承了我國民間音樂遺產,繁榮了民族文化藝術 , 而且以 “口述史 ”的形式記錄和描述了近代陜北社會的發展與歷史變遷 。陜北民歌就像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呈現了不同時期的陜北社會狀況和社會存在, 從而有利于更深入的了解社會的本質及其特征。通過陜北民歌探討陜北社會的發展態勢及社會結構變遷 ,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故對其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 ,對陜北民歌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 對陜北民歌的搜集 、整理、挖掘、搶救, 就是對中華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保護和創新 ,也是對中華民族文化藝術寶藏的一種繼承和發展。我們深信認真研究陜北民歌必將會進一步增強對近現代陜北和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了解和認識 。

本文選自：梁嚴冰.陜北民歌中的近代陜北社會［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1(03):98-102.